“反对老公打老婆!”“消灭封建制度，实行婚姻自由!”“女工工作与男工同等的，须得同等工资!”……江西省抚州市乐安县不少农房的墙上仍然留有当年红军宣传工作的痕迹，这些标语有的反映了当时苏区百姓对新生活的向往，有的则直接体现着中国共产党早期的政治追求和法治理念。

　　江西是一片充满红色记忆的红土地。2019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江西考察时来到中央红军长征集结出发地于都县，了解蔬菜产业发展情况。他强调，井冈山精神和苏区精神，承载着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这些伟大革命精神跨越时空、永不过时，是砥砺我们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不竭精神动力。

　　于都县梓山镇潭头村村民孙观发告诉记者，这几年村里的富硒蔬菜产业快速发展，村民与外来的种植户、商贩打交道多了，用到法律的地方自然也就多了，为此，镇里和村里想了不少办法为村民提供法律服务。

　　一边是丰富的红色文化资源，一边是乡村发展中日益突出的法律需求。江西立足这一实际，对红色法治文化进行充分保护、挖掘和应用，让法治理念跨越时空，为今天的法治乡村建设提供宝贵的经验借鉴，营造出“农民易接受，个案有人帮”的崇法尚法氛围。

　　讲农民听得懂的话

　　建设法治乡村，首先就是通过向农民普法让农民懂法。

　　“条文上的法律是冷冰冰的，田间地头的生活是热乎乎的，得让农民感觉到法律对他们的生活确实有用。”乐安县湖坪乡党委书记杨国平告诉记者，农村普法要找准这种契合点，既不能离农民生活太远，又不能总讲“官话”不讲土话。

　　如何让农民听得懂?红军当年的好经验就留在村里：在位于湖坪乡东山村的乐安县红军标语博物馆，一块块石板、一张张照片，这些可触摸、可学习的红色资源浸润着人心。有的标语是“土得掉渣”的大白话，有的标语则被设计成漫画，让人一看就能明白红军想要传递什么价值。

　　因此，从红色文化中汲取养分逐渐成为江西司法部门和农业农村部门开展农村普法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江西省委全面依法治省委员会印发的《关于加强法治乡村建设的实施意见》中，对“强化乡村法治宣传教育”这项工作的部署就明确提到，要推动法治文化与红色文化融合发展，组织编写、创作具有乡土文化特色、群众喜闻乐见的法治文化作品。

　　8月底的赣鄱大地依旧炎热，在吉安市遂川县枚江镇邵溪村，一场“与法同行 送戏下乡”的“普法好戏”也火热上演。“以为认识个人就能说情”，针对这种不守法的观念，遂川县组织编排了普法小品《查酒驾》，诙谐幽默的台词和土话惹得村民不时哈哈大笑。遂川县利用当地采茶戏等丰富的文化资源，创作了30余部法治文化作品，已开展送法下乡、送戏演出200多场次。

　　彭学标是遂川县的一名退休教师，也是一名“法律明白人”。他出面帮村里两户人家协调解决纠纷，并把他们也培养成“法律明白人”，还把这件事编写成小戏《村里有个明白人》。令彭学标印象最深的是，他们有一次到一个村演出倡导婆媳间化解矛盾的采茶戏《婆母同春》，演出刚结束就有一个年轻女性牵着一个老太婆走上台对演职人员说：“你们演的就是我家的戏，明天我就把我婆婆接到新屋去住，让她享受幸福晚年。”

　　评农民信得过的理

　　“我这刚撒了肥的地，你一过水，全流到你地里了，那我肯定不干啊。”一大早，乐安县湖坪乡东山村村民王同东拉着王承来到“大湖坪村”的“三老”理事会矛盾调解室，要求王承赔偿他80元的肥料损失。

　　乐安县湖坪乡大湖坪村三老理事会调解现场。

　　“三老”理事会党支部书记王友祥出面调解，他先搞清楚了事情的来龙去脉。原来，王同东的田里前两天刚灌了水撒了肥，而王承的田块紧挨着王同东的，为了图省事，王承啥招呼也没打，就在田埂上开了个口子让水流到自己田里了。“你看，用水虽不是啥大事，但大家乡里乡亲的，还是应该提前说一声。要是你先过水，他再施肥，不是两不耽误吗?”在王友祥的提醒下，王承认识到了自己的问题，最终跟王同东一起在调解记录上签了字，愿意赔偿王同东的损失。

　　记者注意到，王同东和王承都是东山村村民，理事会的牌匾上却写着“大湖坪村”，这是什么缘故?原来，东山村和街上村、汉上村、西头村4个行政村是从“大湖坪村”里分出来的。虽然1个村变成了4个村，但大家同姓同宗，“你住在我村，我住在你村”，大家对大湖坪这个概念还是很有归属感。

　　针对这一村情，湖坪乡组织村民从4个村推选出德高望重的老党员、老干部、老教师组成“三老”理事会，并成立“三老”理事会党支部。东山村党支部书记王福清表示，大湖坪模式得到了村民的认可，实现了“小事不出组、大事不出村、矛盾不上交”。

　　以湖坪乡为代表，近年来江西省着力完善乡村公共法律服务体系，不断深化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工作，涉农纠纷调解成功率超过98%。这种将矛盾化解在基层、吸附在当地、消除在萌芽状态的工作目标，在党的历史上其实也有迹可循。

　　时间回溯到1923年5月，彼时，刚成立不久的中国共产党便开始探索建立具有司法性质的机构，在今属江西省萍乡市的安源区设立了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裁判委员会，提出“秉息事宁人之旨，持正道公平之法”的宗旨，这也成为江西在日后实践中传承下来的“司法初心”。

　　如今，活跃在赣鄱大地上的村级理事会、“法律明白人”等群体承担起了农村定分止争的重任。乐安县从各村“法律明白人”队伍中培养“特邀法官”，协助开展矛盾纠纷调处、法律文书送达等工作，“特邀法官”上接村“两委”，下连其他“法律明白人”，发挥桥梁纽带作用。萍乡市芦溪县宣风镇珠亭村“法律明白人”阳昌绍，早年因事故少了一条手臂，村民评价他“别看右臂没了走路不太稳，调解起纠纷来不偏不倚，‘平’得很哩”。

　　谋农民用得上的事

　　潭头村记载着这样一则红色故事：90年前的1934年9月，毛泽东一行来到村里，饭后他拉着“潭头苏维埃政府消费合作社”售货员曾存忠做起了商业调查。毛泽东得知村里缺少食盐，便问起解决办法。曾存忠告诉他，一个办法是苏维埃政府组织群众熬硝盐，另一个办法是收购农副产品拿到白区去换。“困难是有的，但依靠当地党组织和人民群众想尽办法，还是可以运回来食盐。”曾存忠的话令毛泽东频频点头。

　　今天的潭头村虽然早已没有了物质之忧，但这种遇到问题便立马沉下去找到解决办法的劲头，仍然发挥着大作用。

　　潭头村的名气大了之后，前来收购蔬菜的商贩也多了。梓山司法所所长刘晓芳告诉记者，前几年时不时有村民反映“被骗了”。咋回事?刘晓芳和镇、村两级法律顾问等人开始仔细调查。原来，商贩收菜通常是“买青山”，菜还在地里的时候就跟农民约定好收购量和价格。但这样的交易有很大的风险，特别是终端零售价下跌时，商贩往往临时毁约，压低价格摆出一副爱卖不卖的架势，农民自然也就感觉上当了。

　　“解决起来也好办。”刘晓芳说，“农民的法律意识和维权意识薄弱，往往只和商贩口头约定。我们就出面为农民拟定格式合同，要求所有商贩必须跟农民签下纸质字据，并且不得临时压价。”在刘晓芳看来，解决纠纷的关键就是保存证据，由政府帮助农民留下证据，自然也就能减少很多麻烦。

　　于都县梓山镇潭头村开展的红色法治栏目直播活动。

　　法治乡村建设不只是普法和矛盾调解，长远来看还是要从根本上帮助农村发展，用法律来解决农村发展中遇到的各类问题，既公平公正又易于执行，能够充分保障农民的权利。

　　井冈山市葛田乡古田村位于井冈山脚下，却并不在茨坪、茅坪这两个红色旅游集中区范围内，想要发展就必须另想办法。好在古田村紧邻莆炎高速公路出入口，可以说是井冈山的“西大门”。村里便打算依托返乡能人创办的旅游公司，整体打造红色研学基地。不过，新的问题又出现了，经过逐户走访，村干部发现每家每户的情况千差万别，有的房屋小点，有的家里人口少点，如果只用一种模式把大家统起来，难免有人“水土不服”。

　　“发展方式应该由村民自己说了算。”古田村村委会副主任黄剑龙介绍，经过与村民沟通，村里最终确定了两种民宿参与模式，一种是由旅游公司自营，另一种是农户与公司联营。选择联营的农户在保留房屋自住功能的基础上，将家里一楼装修出来，由旅游公司配备床铺等设施，除了可以收取12元/床次的床位费，还可以通过务工、提供餐饮等多种方式增收。仅床位费一项，旺季时一个月就可增收两三千元。最终，全村76栋民宿，有64户都选择了这种联营模式。

　　古田村建了一个尊法宣誓广场，还立了一座雕塑，是一尊鼎托举着一本宪法。在井冈山的注视下，在宪法的浸润下，充分保障农民发展权利、由农民自主选择发展方式的生动实践正在这里呈现。

　　行过百年，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江西正不断地将浩荡磅礴的法治力量注入广袤无垠的赣鄱大地，用法治护航乡村全面振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