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近中秋节，我去看望退休在家的老王局长。他已经八十多岁了，头发灰白稀疏，直直地坐在沙发上，挺拔的腰背与沙发背隔着一拳。他的精气神似乎不错，独坐在客厅之中，任凭室外秋雨吹窗，看我进去自然地显出笑意，如一张古朴的宣纸晕染出跃动的华彩。

　　虽然这只是我们第二次见面，但他竟然还记得我姓什么，甚至准确说出我老家的地名。我又惊又喜，毕竟我们第一次见面还是10年前。这是一名博闻强记的老公安，具有超乎常人的记忆力。

　　他坐在那儿像坐在曾经的办公室、案件现场。他主动说起当前公安的发展情况，以及一长串熟悉或不熟悉的民警名字，而我就像一名刚入职的新警，恭敬地坐在对面。

　　谈兴一起，他便开始忽视我的回应，自顾自地讲起那些陈年往事。当然，我也喜欢听。

　　“……唐家洼发生过一起杀人案，案发现场位于果园的小房子里，案发时间是深夜，当时还下着小雨……嫌疑人大致确定了，但其家人提供的不在场证据比较充分，其他涉案证据也找不到，侦查工作不得不停下来。我带着侦查员再次去了嫌疑人家，问其家人：‘昨晚上下雨，你们一起摸黑回来，没摔着？’其家人警惕性降低，说：‘打手电回来的，没事。’我要来手电，仔细检查，发现了血迹。后来去市里化验，证明是死者的……”

　　“……还有这样一起杀人案。刑警队去现场很及时，现场几乎没什么破坏。死者躺在自家院里，周边明显有打斗痕迹，各种农具乱七八糟摆了一地。法医说，死者的致命伤是脑后被锐器击中造成的。然而现场所有铁质农具都被我们拿走检验过，我看着都不像，后来我跟一个侦查员检查草垛、猪圈，发现了一个给马车系绳索的木制绞具，那种一头大一头小的。我让侦查员悄悄装在袋子里，叮嘱他别吱声……后来经走访，确定是邻里纠纷引起的，而嫌疑人当时就在我们勘查现场看热闹呢……”

　　“……现在破案技术很厉害。我们那时没有啥，多是靠脑子、靠经验。经验不单是工作经验，生活经验也很重要哩。有一起强奸杀人案，经过现场研判，确定是同村人作案。范围不大，但线索极少。我反复勘查，发现亲戚送给死者的天津大麻花少了，但不像是被人拿走的。我根据现场掉落的芝麻判断，应该是被嫌疑人事后吃掉了……本地蘸有芝麻的食物、点心几乎没有，而且在当时，大麻花又挺珍贵……我让侦查员去检查所有人家的茅坑，果然有收获。因为芝麻不好消化……”

　　这些案例离我太远，像永远找不到的一本旧书。我曾整理过一段时间的县公安志，里面的案例极少，更不要说这些尘封的一线细节，而里面对于老王局长的记载也不多，仅在历任领导干部中有一条：王克才，1986年12月至1992年12月任副局长，1992年至1998年12月任局长。我是2009年进入公安系统的，他提到的一些老同志，我也认识，有的还在一起工作过，但现在大多退休了。对于时光的冷静，不知道应该埋怨，还是应该感激，因为这些故事听起来既陌生又熟悉，像一团水汽笼在头顶久久不散。

　　按年龄推算，老王局长入职时间早，经历了许多历史大事件，见证了新中国迈入新世纪、新时代。我问他，是否见过第一代公安民警。老王局长笑着说：“当然见过。咱们县公安局建立较早，新中国成立前就有了，地址就在火神庙那儿，我退休的时候还在那儿呢。我刚上班时，许多老同志还没退，他们跟我们不一样，跟你们更不一样。他们是纯粹的革命者，而后来的都是建设者、保卫者。小刘啊，今年是新中国成立75周年，国家发展、社会稳定、民族复兴是通过每一个人的努力实现的。”

　　谈话过程中，老王局长一口水没喝，始终保持姿势不变，只是一直用两只手掌摩挲着膝盖，未曾停过。他跟我说：“我们警察为啥叫人民公安？因为做警察首先要保护人民群众的利益，一切都要把人民放在前面。其次，做警察要正直，先做一个正直的人，有红心、有公心、有良心，才能公正公平地执法办事。最后，一定要讲纪律，组织要求的工作一定要认真去做、全力去做……”

　　我郑重地点头。此刻，天空转晴了，晚霞乍现，如旗帜般鲜艳的颜色抹红了他身后的明窗。

　　临走前，我随口问：“您平时都干些什么？”

　　“不多动了，只能看看电视。”

　　“现在的电视节目挺丰富的。”

　　“我只看新闻，别的不看。”

　　“怪不得您这么了解现在的工作形势。”

　　“干了一辈子公安，没干够啊。”

　　“那您这膝盖是不是干公安留的伤？”

　　“不是。我从没受过伤，这是去年摔的，老了。”

　　我站起来，并示意老王局长不用起身。

　　老王局长从左右各摸出一根拐杖，说：“我还能走，而且是四条腿呢。”说完，他哈哈一笑，弓腰起身，像一匹久经战场的老马。

　　老骥虽老，仍思千里。因为警徽灿灿，从未老去。

　　（作者单位：河北省涿鹿县公安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