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特约评论员 周葱

　　邯郸初中生杀人事件已经过了一段时间了，再次翻看仍然心惊。微博上有这样一句话，“全国霸凌者都在等这3个人的结果……”被网友点评为“细思极恐”。目前，三名少年已被刑事拘留，大家都在期待最高检能严惩三名少年。

　　毫无疑问，这三名少年必须得到法律框架内的惩罚，为他们自己的严重行为付出代价。而大家的围观、发言，可以形成对少年犯罪问题的更大关注。在这种情况下，有人说点过头的话，“解恨”的话，都可以理解。但对于这一极端事件，其走向不能止于情绪的表达，激愤之后，应该思考如何推动这一社会顽疾得到切实改善。

　　例如，事发不久，有人就在网上传播“受害人颅骨”照片，很快被证实是编造；有人依此得出“死者被活埋”“案件有成年人帮凶”的结论，被公安部门否定后依然在四处传播。“出于义愤”不是编造谣言的理由，这些虚假内容不仅可能干扰警方办案，对受害人家属也是进一步伤害。

　　再例如，同样是“出于义愤”，有人不但呼吁把三名少年“立即处死”，还有不少人赞同“把家长抓起来判刑”。关于前者，我国刑法有明确的规定，犯罪时未满18周岁的未成年人不适用死刑；关于后者，单纯监护失职，孩子犯罪，不论中外都很难让家长承担刑事责任。我们讨论案件，还是要遵从法律基本原则，如果社会推崇丛林法则的话，只会走向善良愿望的反面。

　　网络意见中，还有一个苗头值得思考，即绝大多数人都在呼吁再次降低刑事责任年龄。2020年，《刑法修正案（十一）》通过，将最低刑事责任年龄个别下调为12周岁，当时的背景是发生了“大连少年杀人”事件。根据最高检和最高法这几年公布的数据，未成年人犯罪的数量在上升，年龄也有呈下降的趋势。这至少说明，调低刑事责任年龄也好，加重处罚手段也好，法律并不是万能的。从少年犯罪的发展机制看，法律也不应该是那根唯一的“阻拦索”。

　　社会当然可以探讨法条对惩治少年犯罪是否还有调整空间，但我们不能只盯着法条。少年犯罪一再发生时，我们需要的是社会综合发力、综合治理。我们还该问家庭监护是否缺失？学校育人是否有偏差？有责机关执法是否严格？网络空间和家庭氛围是否隐患杂陈？要解决这一社会问题，想只依靠刑罚这单一手段很难“刑”到病除。《未成年人保护法》《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家庭教育促进法》等法律都对犯罪预防、未成年人家长的监护职责等进行了细致规定，但少年犯罪治理问题仍需要社会共同努力。学校、家长、政府部门、司法机关等只有各负其责，才能真正减少同类悲剧的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