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扩大内需战略规划纲要（2022—2035年）》明确提出“扎实推动共同富裕，厚植内需发展潜力”。这反映出实现共同富裕与扩大内需、发展经济的紧密联系。因为实现共同富裕，不仅有利于扩大内需，增强内需发展后劲，而且还能够促进形成强大国内市场，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要着力点。

　　共同富裕能够提升居民消费能力。一方面，当居民“口袋里有钱”时，才会有信心去消费。在实现共同富裕的过程中，收入分配更加公平，中等收入群体的规模逐渐扩大，从而能够有效提高全社会的购买力水平，提升居民消费潜力。另一方面，居民的边际消费倾向会随着收入水平的增加而递减，因此相较于提升金字塔顶端人群的收入，增加低收入人群的收入更能够激发居民的消费倾向，通过调节收入分配，可以促进全社会平均消费倾向的提高，从而释放出更多的居民消费潜力。随着居民消费水平的增加，会带动整个社会投资需求的提升，在正向“棘轮效应”的作用下，又会不断提升全社会的消费水平。

　　共同富裕能够创造更高质量的需求。在中等收入群体比重不断扩大、低收入群体收入持续增加，社会实现公平正义，逐渐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过程中，居民对高质量产品和服务的需求会不断增加，而高质量的需求又会引致高质量的供给，从而倒逼供给端的企业不断加大研发投入，改进生产工艺，提升产品的附加值水平，力图为消费者提供出更高质量、更富体验效能与使用功效的产品和服务，不断提升供给的质量和多样性，提升我国供应链和产业链的韧性。高质量的供给又能引领创造出新的需求，从而推动形成供给结构优化与总需求适度扩大的良性循环，不断提高经济体系整体效能。

　　共同富裕能够提升消费和支出的科学性。在共同富裕目标的指引下，政府公共支出会向推动更加充分更高质量就业、发展更具优势更具均衡的教育、健全更加公平更可持续的社会保障体系倾斜，使得居民在不断提升收入水平的同时降低了教育、医疗和养老等方面的支出，促进居民消费结构和消费规模的调整。与此同时，政府在公共服务领域支出的增加，会不断强化政府消费和支出的成本意识与责任意识，促使政府进行更加科学有效的投资和消费。

　　可以看到，共同富裕是扩大内需的重要动力源泉，因此实施扩大内需战略，要同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结合起来。

　　第一，切实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初次分配覆盖面最广泛，与群众利益相关性最大。我国大部分居民的收入来自劳动所得，因而提升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既能调动劳动者工作的积极性，又保证了分配的公平，是“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的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集中体现。首先，各生产单位要与员工建立起“事业共同体”“利益共同体”的分配方式，与员工共享企业发展成果，其中既包括健全工资合理增长机制，也包括完善企业薪酬调查和信息发布制度。其次，公有制部门牢牢坚持按劳分配为主，非公有制部门需进一步提升按劳分配比重，积极健全各类生产要素参与分配机制。通过提高劳动收入，释放居民消费潜力和高质量消费能力。

　　第二，继续加大二次分配的调节力度。二次分配是进一步确保分配公平的重要方式，包括税收、社会保障的五险一金以及转移支付三个方面。首先，进一步完善个人所得税制度。当前我国个人所得税制度与财税公平原则的契合程度还不高，高收入阶层的纳税牺牲程度往往低于工薪阶层，主要原因在于个人所得税主要对劳动要素征税，忽视了资本所得的影响，因而要进一步加大对资本收入的征税力度。其次，受房产溢价的影响，房地产成为个人或者家庭财富积累的主要形式，因此，需要创新房地产税体系，建立健全耕地占用税、房地产税、契税和印花税在内的房地产税体系，发挥房地产税对财富的调节作用。通过更加公平的收入分配，提高全社会平均消费倾向。

　　第三，完善社会保障的收入再分配功能。首先，扩大社会保障支出规模，提高用于社会保障的财政支出在总财政支出中的比重，将增加的社会保障支出更多地用于低收入群体、欠发达地区。其次，推动社会保障在城乡间的均衡发展。当前，我国的社会保障资源和社会保障标准存在明显的城乡失衡，因此需要提升农村社会保障覆盖面和补助标准，建立起城乡一体、互为协调的社会保障制度。通过健全社会保障体系，优化社会消费结构和消费规模。

　　第四，充分发挥三次分配的调节作用。当前，中国民间财富积累日益增加，但慈善、捐赠事业的发展却较为滞后，充分发挥三次分配对低收入群体、困难群体的收入调节作用。首先，建立健全慈善事业发展体制机制，在自愿原则的基础上，通过倡导、宣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优秀传统文化，激发更多的优秀企业家和高收入群体参与慈善事业。其次，建立以社区为单位的“大众慈善”捐赠平台和活动，夯实中国慈善事业的社会基础。最后，完善慈善褒奖制度，对参与社会慈善和公益事业的高收入群体和组织给予一定的奖励或优惠，激发这些高收入群体参与社会慈善事业的动力。通过在更大范围内优化收入分配格局，厚植内需发展潜力。（来源：学习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