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互联网法院党组书记、院长 洪学军

　　数字文明时代，以数字赋能司法，协同推进网络空间的多元治理是数字社会的治理逻辑。数字既是互联网司法的手段，也是互联网司法治理的对象。以数字赋能公正司法、推动共治共享，不仅是技术应用层面的变革，更应是技术应用创新和制度改革创新的“双轮驱动”，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有机统一”。下面，我结合互联网法院的工作实际，就未来互联网司法趋向谈三点体会。

　　一、要坚持创新引领，探索信息技术与司法共融新形式

　　当前互联网司法改革创新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进一步激发技术应用潜力，实现从数字化到智能化，再到智慧化的转变。

　　一是变革重塑“以互联网案件”为中心的互联网司法新模式。进入数智时代，互联网司法探索路径要转向以“案件”为中心，围绕数字纠纷的内生属性和特征规律，遵循场景化、共享性、互对象化、融合性、预防性、非对抗性等数字思维，去推进诉讼制度、组织构架、运行机制的创新和深度变革。

　　二是持续探索技术赋能司法运行新路径。打造互联网司法新样态，要坚持以技术为牵引，加快信息技术从为传统审判业务流程提质增效，转向“数字赋能”和“制度重塑”，实现互联网司法由在线化向平台化、数据化、智能化纵深推进。

　　三是全力打造智慧化审判管理新机制。大数据既是基础资源，也是技术手段，更是一种思维方式。要牢固树立“数据驱动”思维，积极拓宽数字集成应用场景，通过优化诉讼平台系统等不断提升数字法院基础支撑能力，加强对司法数据的集中化、可视化管理，从而建立健全面向人、案、事、物多重维度的智慧辅助决策管理体系。

　　二、要坚持需求导向，聚力数字经济普惠共享新阶段

　　平台、数据和算法作为数字经济的核心要素，不仅是法治的手段，更是法治的对象。数字法治的发展，应立足于技术和治理双重维度，深化以“平台、数据、算法为基础”的“法治数字化”和“数字法治化”一体推进。

　　一是优化和激活数据作为关键生产要素的驱动作用。当前，数据已经成为生产力发展的关键生产要素。前期我们通过审理涉大数据权属争议类纠纷案件，填补数据资源利用的规则空白，服务数据要素市场创新发展。同时，重视保障数据信息在安全可控、保护隐私前提下最大程度实现开放共享，为整体智治提供法理支持。

　　二是坚持以算法治理构建数字社会的行为规范和治理规则。“算法治理”是网络治理的重要方式，“治理算法”是治理网络的重要内容。我们通过审理平台依据算法结果自动对用户作出处罚案、手机App流量劫持案等，准确认定算法自动化决策的程序正当性标准，明确了算法推荐主观意图的可归责性。面对算法权力不断嵌入社会生活的情势，司法必须秉持“科技向善”的治理观，为算法技术应用注入“数字人权”理念。

　　三是实现平台自治与法治双向赋能。平台是网络空间重要治理主体，也是主要治理对象。我们坚持依法监督和支持平台合法审慎行使自治权力，鼓励平台针对用户违规行为，依法合理主动开展禁言、下架、降权等管理行为，引导用户文明参与互动，维护健康有序的网络空间环境。在强化对平台自治审查力度的前提下，规范监督平台自治行为，确保其遵守程序正义和实体正义标准。

　　三、要坚持价值引领，构建网络纠纷协同共治新格局

　　在互联网司法加速实现流程再造和规则破立的同时，更要通过数字技术实现社会治理层面的突破，从法律秩序调控、技术治理升维和自治模式转型等角度，构建多元主体协同共治的生态圈。

　　一是“自治”层面，共筑完善平台良性生态运行机制。针对大量涉平台纠纷，可通过优化前置调解机制提升平台自治能力，强化其秩序维护职能。如创新“避风港原则”“红旗原则”等在互联网司法领域的适应性运用，有效缓解平台内涉不正当竞争、恶意投诉等纠纷;完善保证金机制、七天无理由退货制度等纠纷预防性法律机制，实现平台生态从特定治理走向健康发展。

　　二是“数治”层面，建立健全数据协同共享机制。深化数字法治系统建设，需要建立数据共享、互联互通的高效联动机制。我们着力打造“互联网审判大数据中心”，推动司法数据与政务数据、电信数据等双向互通，并对汇聚的基础数据开展模型分析，一方面构建起多维度当事人画像体系，实现司法治理精准化。另一方面，提升对纠纷多发领域、多发行业、多发人群的研判预警质量，推动建立和完善预防性法律制度。

　　三是“智治”层面，探索构建网络纠纷数字预防机制。推动司法治理转向多中心共治，需要构建更高水平的数字信任机制。针对大批量潜在的互联网金融、知识产权纠纷，尝试通过深化司法区块链智能合约应用，将行政监管机构、公证机构、行业协会、调解中心等纳入协同体系，构建起以金融智能合约、版权智能合约、电商智能合约等应用为代表的新型社会信用体系，让数字信用在司法链流转过程中发挥最大价值。

　　值班编辑：林少颖 审核：方琮 高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