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西藏基层社会组织及社区如何参与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格局”

　　习近平同志在 2017年10月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报告中提出“保证全体人民在共建共享发展中有更多获得感”、“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维护社会和谐稳定”、“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并明确了 2020 年 到 2035 年我国社会治理的建设目标。那么，“共建共治共享”理念具体到西藏应该如何推动及实现？基层社会组织及社区又应该如何理解该理论内涵并进行规划和参与到实际行动中？

　　一、探索西藏社会治理新模式的背景

　　（一）客观的社会变革与政府职能的重大变化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和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轨。而伴随上述变化产生的结果是：社会事务数量大幅增加，社会问题涌现并趋于复杂，社会横向和纵向结构不断调整变化，社会稳定日益受到不稳定因素的挑战[ 马海韵：《“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格局”的理论内涵——基于社会治理创新的视角》，载《 北京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8年04期。]。单一的政府管控并不能应对这一复杂多变的客观情况，随之而来的是对于社会组织、社区以及个人等社会行为主体自主性恢复和重建的呼声越来越高，政府职能逐步发生了重大转变。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就“政府职能”的表述也从“政府主导”改为“政府负责”。

　　（二）对“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格局”的理解

　　随着改革开放近40年的发展，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性质和特点发生了深刻变化。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基于此，“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格局”的提出根本原因在于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鼓励与激发全体社会成员通过平等合作的伙伴关系，积极参与到公共事务、公共生活的规范和管理中。这也正是习总书记“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在社会层面的延伸和体现。[ 陈晓春；肖 雪：《共建共治共享：中国城乡社区治理的理论逻辑与创新路径》，载《湖湘论坛》2018 年 6 期]

　　（三）西藏基层城市社区治理面临的“困局”

　　新中国成立后，在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下，我国城市开始实行“单位制+街居制”的管理模式，其中“单位制”在社会管理体制中居于主导地位，是主要的社会控制方式。“街居制”的形成则主要是为了管理有利于单位体制外的闲散居民。通过“单位制”和“街居制”的管理模式，政府有效地实现了社会整合和社会控制。[ 李璐：《社会转型期城市社区组织管理创新研究》. 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 ,2015（33）]

　　在西藏，“单位制社区”和“街居制社区”之间在人员结构、经济状况、教育背景等同样区别较为明显。2018年，选取西藏某“街居制社区”构成的街道A，抽样266户中，获得252份有效问卷，其中61.1%表示目前处于失业状态。

　　原本主要由低收入、低教育家庭构成的“社会社区”不仅随着市场化进展矛盾进一步加剧，更加出现了新情况、新问题，现有社区自治组织因深陷于“行政化”的泥潭无法及时应对和处理，这一“困局”严重影响整体社会的稳定与和谐。而“共建共治共享”为破解社区治理的“困局”提供了新的方向和理论指导。

　　二、以两个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点社区为试点的西藏基层社区治理探索

　　陈晓春和肖雪在研究基层社区治理时，提出三个干扰因素：第一,社区主体，即社区居民公共参与不足；第二，社区主体权利出现结构性失衡。除政府以外的主体缺乏实质的权责，难以有效参与到具体社区治理事务中；第三，社区的行政性事务挤压了社区公共服务供给职能的实现空间。[ 陈晓春，肖 雪：《共建共治共享：中国城乡社区治理的理论逻辑与创新路径》，载《湖湘论坛》2018 年 6 期]

　　2021年7月至12月的六个月期间，在西藏发展公益基金会支持下，西藏星光社工中心选取了两个具有典型性的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点社区为试点，以社区社会工作人才培养工作坊及线下实践为支点，尝试就上述三个基层社区治理困境进行突破与创新，并探索“共建共治共享”下的基层社区治理创新路径。

　　（一）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点试点社区基础介绍

　　易地扶贫搬迁作为我国开发式扶贫的一项重要手段，也是农民经历渐进式社会变迁进入城镇化[ 朱介鸣，裴新生，朱钊，等：《城市化欠发达地区的城乡统筹规划：乡村非农发展与农业发展的互动关系》 [J]，载《城市规划学刊》2018年3期]的重要途径。随着从原有生活环境移入新的生活环境后，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点居民也从“乡村社区”迁入了新构建的“城市社区”中。随着居住空间的变化，社区居民的生计方式、人际关系都发生了巨大的转变。加之贫困搬迁人口往往来自自然资源贫瘠、生活基础服务配套薄弱的“边缘”之地，受教育水平普遍偏低，多集中在小学、初中阶段甚至以下[ 杨培峰，龙香：《易地扶贫搬迁社区的空间特征与规划对策》，载《规划师》2020年02期。]。因此，相比其他类的“街居制社会社区”，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点社区在就业、孩子教育、生活习惯转变等面临更多的挑战。

　　综合考虑人力投入及社区积极性后，西藏星光选取了西藏自治区拉萨市城关区蔡公堂街道恩惠苑社区、西藏自治区拉萨市堆龙德庆区东嘎街道祥和苑社区为试点社区开展“社区社会工作人才培养项目”。其中，祥和苑社区总户数为1702户，6605人；恩惠苑社区位总户数为759户，3276人。

　　（二）以“社区社会工作人才培养项目”为支点的社区工作坊

　　西藏星光社会工作服务中心成立于2020年8月，是西藏首家旨在专业提供社会工作服务、培训的民办非企。西藏星光介入西藏基层社区治理与发展，既是偶然也是必然。

　　随着社会不断发展进步，社会组织介入且成为基层社区新的服务主体成为必然趋势。社区自身也迫不及待地想要通过引入社会组织、培育社区组织以及加强社区工作者建设等方面努力推动居委会“去行政化”以及完善社区的基层治理体系。在西藏发展公益基金会作为资助方支持，西藏星光社会工作服务中心作为执行机构的推动下，多元主体共同推进的“社区社会工作人才培养项目”得以落地。

　　“社区社会工作人才培养项目”旨在解决社区工作人员日常主要负责行政事宜，而缺乏解决群众工作的专业能力问题。应社区需求反馈，第一期“社区社会工作人才培养项目”形式分为：1）工作坊、2）线下实践，共计两个板块。五期工作坊内容及线下实践围绕：用户访谈、用户型格侧写、自我洞察及用户需求分析、活动策划、用户故事地图。而由社区工作人员主导的线下实践活动覆盖3444人，其中两个社区产生了五个工作人员小组。

　　（三）“社区社会工作人才培养项目”的成效反馈

　　在第一期、第二期培训中共计86人参与工作坊，而因工作安排等因素，后期有44名工作人员稳定、持续参与至本次活动中。针对两个社区共计44名参与工作坊及线下实践的工作人员，我们进行了自愿基础下的反馈采集。首先就参与率，在基层工作任务较为繁忙的前提下，26名工作人员（占59.1%）全程参与到了工作坊以及线下实践中、12名工作人员（占27.3%）仅缺席1~2次。由此可见，社区整体的积极性较高，且社区领导较为重视。

　　当问到“本次系列工作坊对于哪些产生了积极变化？（多选）”时候，除了可预见的“工作态度”以及“自我认知”之外，惊奇地发现13名工作人员（占29.5%）认为“工作氛围”有了积极的变化，10名工作人员（占22.7%）认为“社区整体氛围”有了积极的变化，6名工作人员（占13.6%）认为“社区发展”有了积极的变化，3名工作人员（占6.8%）认为“邻里和谐”有了积极的变化。

　　综合发现，工作人员个体的“工作态度”以及“自我认知”的变化，带动了整体社区治理与发展的突破。而这种突破可以具体到“工作氛围”、“社区整体氛围”、“社区发展”以及“邻里和谐”。在原本自上而下的社区管理体系中，中间层社会工作人员的培养与孵化创新性地以更高效、更快速、更安全的变革方式推动了基层社区治理结构的变化。

　　三、“共建共治共享”下的西藏基层社区治理创新路径

　　（一）激发各类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促进多元共治的格局

　　就协助社区自治组织开展突破性改革并“去行政化”，外部社会组织的引入极为关键。社会组织是社会治理中最具活跃性和潜能的主体要素。是否、如何以及多大程度上发挥社会组织在治理中的作用，事关现代社会治理格局建设的成败。培育社会组织，调动社会组织的积极性是社会治理迈向现代化的关键。[ 黄晓春: 《中国社会组织成长条件的再思考———一个总体性理论视角》，载《社会学研究》2017 年第 1 期]

　　在“社区社会工作人才培养项目”，不仅有多个社会组织参与，并且各司其职。西藏星光作为本土执行机构，利用与社区、居民的良好关系直接介入社区治理中，而西藏发展公益基金会以间接保障执行方和参与方基础权益为方法参与其中。而良性、积极的社会组织介入又孵化出社区内社会组织，如本次系列工作坊中，工作人员逐步以意愿度、关注度为分类，在社区工作人员内孵化出五个小组，也成为未来社区内社会组织的雏形。

　　（二）注重中层社区工作人员的培养与孵化

　　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有以下核心要义：全民性、共建性、共治性和共享性[ 马海韵：《“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格局”的理论内涵——基于社会治理创新的视角》，载《 北京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8年04期。]。全民参与的需求与基层社区居民难以被调动、上层管理者疲于应付行政管理的现实产生了冲突，而此时中层社区工作人员成为了创新突破口，且中层社区工作人员专业化发展更加顺应社会治理发展趋势。

　　人才培养往往因投入时间长且成效慢，很容易被忽视，但“善治”社会的构建需要具备长远的眼光，面对复杂多变的问题，专业型人才队伍建设成了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格局高效解决社会问题的关键。

　　（三）培养社区内组织作为社区居民参与的基础平台

　　外部社会组织作为创新与突破的窗口型组织，将会为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基层社区治理模式提供助力。而长远看，若要能够及时回应居民生活需求，回应社区各类的利益诉求，社区内社会组织的培养是可持续性的关键因素，也是社区服务“自我造血”能力的有效切入点。社区组织管理作为社区建设的基础，其创新方向反映着社区建设的基本走向。[ 李璐：《社会转型期城市社区组织管理创新研究》. 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 ,2015（3）]  

　　四、不足之处

　　本研究结果主要是以位于西藏拉萨市的两个易地扶贫搬迁社区为试点，并以为期一年的工作坊及实践活动为主要内容，因此研究本身收到时间及样本社区的限制。未来，我们将进一步扩大试点范围并延长时间跨度，让研究结果对于西藏“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格局”的构建更具参考意义。

　　五、结语

　　“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格局”是党和政府基于对社会发展规律的深刻认知，以及当前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求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的客观事实，提出的具有战略指导意义、时代意义的理论，反映了党和政府创新社会治理的决心。西藏基层社区、社会组织应在坚持党组织的绝对核心领导下，积极参与、实践并探索社区“共建共治共享”的新模式，促进社会公共利益最大化，推动社会发展的社会化、法治化、专业化与智能化。

　　由西藏发展公益基金会支持，西藏星光社会工作服务中心具体执行的“社区社会工作人才培养项目”在社区主体自主性调动、协助居委会实现“去行政化”、社区内社会组织培养、外部社会组织积极介入等实现创新性突破，未来将进一步深化探索，为相关部门提供具有可参考意义的研究成果。

　　「星 光」简介
为填补西藏专业社会工作领域的空白，海雕视角作为发起方于2020年8月成立了西藏首家专业社工机构-星光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机构坚持以“通过星光的照亮，帮助、引导和赋能弱势群体”为使命，向有需要的个人、家庭、群体、组织和社区提供专业化、人性化的社会工作服务。同时，秉持“助人自助，以人为本”的价值观，推动西藏社会工作和社会福利制度的全面发展，为西藏社会和谐与进步贡献力量。
本机构提供专业社会工作服务；承接政府购买社会工作服务项目；从事社会工作相关咨询、培训、调研、督导、宣传、评估、课题研究、学术交流、研讨会等业务。
目前机构所提供的服务有：社区公益教育为主的“阳光社区”；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为主的“星光计划”；自护教育为主的“护蕾行动”等多个项目。